杨东平：农村教育如何超越应试教育

杨东平，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一、 应试教育为何打而不倒、愈演愈烈

　　困扰中国教育的有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教育公平，二是应试教育，三是教育行政化。中国各种教育问题都可归纳为这三个。其中，应试教育的问题覆盖面最广，我国城乡的学生都被笼罩应试教育的雾霾之下。而且这个情况持续了很多年，愈演愈烈，屡禁不止。

　　对此，有几个理论解释。第一个认为是供求关系失调，因为群众要上好学校，而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短缺的，所以升学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与10年前、20年前、30年前、50年以前相比，我们的学龄儿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很明显，学龄儿童大幅度减少，而优质教育资源大幅度增加，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优质学校占到学校总数的30%到40%，怎么会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了呢？

　　第二个解释是文化决定论，认为儒教文化圈望子成龙、考试至上、分数至上，东亚国家都一样，谁上台都改不了。这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文化传统是一个大的背景，并不能对近十年来应试教育的恶化做出直接解释。同样在这个文化背景下，80年代的时候小学生、初中生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压力巨大、痛苦不堪。显然，文化传统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三个是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只有一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把他当做天才来培养，不管家长的教育背景如何，都想让孩子上到博士，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第四个是高考制度，认为高考制度没有改，小学、初中没有办法。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高考的指挥棒并不会一下指挥到小学、幼儿园。初中的教育生态是中考制度决定的，小学的教育生态是由小升初政策决定的。所以，今天在中国出现的严重的应试教育，背后有一些实际的制度和价值的原因。制度性的原因就是我们多年来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造成学校之间的差距过大，以及入学规则不公，造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

　　二、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是为了改善生活、增加幸福感

　　我今天要讨论一个更重要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的应试教育到底从哪儿来的？现在的学校教育是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奠定的。这种学校制度沿用了大工业生产的概念，把学校变成一个教育工厂，大批量、统一规格地来培养学生，把学科知识由浅入深、分门别类，用班级教学制的方法将知识填充给学生。这是西方的传统教育，学校的功能就是传递知识，是一种学科中心的教育。到了20世纪以后，这一价值已经被颠覆了。20世纪初，美国杜威倡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使教育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教育太阳系的中心不再是学科知识，而是儿童，用“儿童中心”的教育取代了“学科中心”。这样，学校教育目标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围绕青少年的生长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确定中等教育的七个基本原则，包括健康、道德、公民素养、有效的家庭成员、良好的邻里关系、必要知识过程的掌握、有效利用闲暇时间等等。

　　20世纪初杜威倡导的教育改革也同步地进入了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影响。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教育启蒙起初是由于战争，后来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盘否定西方，全面学习苏联。苏联的教育家凯洛夫与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学是一脉相承的。于是，我们重新回到19世纪的学校，主张“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这三个中心。这个情况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愈演愈烈，应试教育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说当代应试教育就是中国科举教育传统与西方传统教育这两者的完美结合。

　 所以，今天中国学校的面貌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已经看不到。我经常说，我们其实还处于一种前现代化的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完成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现代教育的启蒙。这是我们必须要弥补的欠下的一课。我们要为生活重塑教育，就是要重新建立教育和生活的联系。陶行知说，生活教育的概念是“来自生活的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为生活的向上、向善的教育。”教育是为了改善生活，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感，而不是为了让孩子受苦受难，为了让学生感受痛苦和失败。　　 

　　三、教育变革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新机制

　　我们今天要重新恢复教育中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使教育为人的幸福生活而服务。大家会有一个巨大的问号，这可能吗？面对强大的应试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无力感，我们真的能改变这个现实吗？或者说如何改变这个现实？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大系统，千百万的家长、学生、教师、校长、政府官员参与其中。我们不大望有人登高一呼，改变教育的现状。因为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活动，是在基层、在学校和教室中发生的。真正的教育变革，需要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机制，特别要重视自下而上的自主创新，需要有一大批勇于改变的家庭、学生、教育工作者，走向教育家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