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凡 陈霜叶：美国教材争议的主要类型、审定措施与研究启示

摘要  作为一种全球现象，教材争议超越了地缘的限制，在各种诱因作用下广泛存在于不同国家与地区。而美国教材争议的特殊研究价值在于它独特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它在美国社会中翔实的新闻与研究记录以及它极强的国际影响力。研究将探讨美国教材争议对于一般意义上教材争议研究的价值。通过分析百年来美国教材争议的主要类型与典型争议的审定措施案例，研究发现：首先，教材争议的产生主要源自各类社会敏感话题；其次，教材争议不仅由课堂教学中使用的常规文科教材引发，理工科教材与教辅等其他教材类型亦可引发争议；最后，对教材争议审定措施的研究可以增进对教材争议更全面的理解。研究认为，教材争议研究可超越争议本身，并能更为深入地挖掘争议形成的机制与应对争议的审定制度，以更全面地服务于对教材制度的研究。

一、 引言

教材承载着官方认可的知识体系^［1］，有着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重属性^［2］，这使得教材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屡屡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根据阿普尔（M.W. Apple）的定义，教材争议看似是由文本的不同阐释引发的^［3］，实则是不同主体秉持各异的支配与从属关系理念，针对教材制度中的资源分配、身份承认与表现形式展开的博弈^［4］。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舆情的教材争议的主要诱因至少包括国家认同、社会共识、历史记忆、观念信仰与政治冲突这五类。从国家认同出发，有学者描述了20世纪末以来东欧各国普遍修订教材的历史背景，并分析这些国家的教材引发激烈公共争议的成因——在政权性质更迭之际，人民对国家认同问题存在不同理解。^［5］从社会共识出发，有学者通过考察二战后德国教材中的历史与政治表述后发现，德国社会对本国历史与政治叙事的反思所产生的不同理解，使教材中对欧洲一体化与各国的叙事反复成为公众争议的焦点。^［6］从历史记忆出发，日本教材对二战叙事的处理屡次引发邻国的外交抗议^［7］，并显著地影响着东亚国际社会的认知^［8］。从观念信仰出发，不论是以色列教材中对该国国内阿拉伯人群体的刻画争议^［9］，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教材中对犹太人群体的描绘争议^［10］，都折射出中东国际社会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深刻分歧。最后，从政治冲突出发，以拉丁美洲为例，围绕政治暴力与人权侵犯的教材内容都曾引发社会的激烈讨论。有学者分析了阿根廷、墨西哥和秘鲁在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结束后对教材的修订所引发的争议，并揭露出一度分裂的社会在政治冲突创伤后产生的深层社会矛盾。^［11］

虽然教材争议以各种形式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但本文认为，美国语境下的教材争议具有特殊的分析价值。其理由有三个：第一，美国特有的市场化教材审选制度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得克萨斯州（以下简称“得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等大型教材采购州通过其巨大的市场体量，对全美教材产生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使地方性争议演变为全国性教育事件^［12］。第二，美国教材争议的翔实记录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独特资源^［13］，鲜有国家能积累如此丰富的教材争议分析材料，包括插图、读本和试卷等^［14］，这为研究教材争议如何反映和塑造社会价值观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样本^［15］。第三，美国社会高度多元化的特征使其教材争议对全球社会具有特殊启示意义，美国教材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决定了该国教材不仅是一国的公共品，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全球的公共品^［16］。而在过去，殖民统治的遗产与经济力量的投射，使得美国教材在全球范围内的争议性被其“先进性”所掩盖，本研究则旨在挖掘这一全球公共品背后的争议性。

因此，本文将以美国教材争议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这些争议的主要类型与典型应对案例，旨在从四个方面为教材争议研究作出贡献：首先，补充传统教材争议领域缺乏历时分析的研究空白；其次，通过对理科教材与教辅的关注，丰富传统教材争议研究的研究对象；第三，通过关注教材争议中的审定措施，增进对教材制度更全面的理解；最后，从宏观层面提升对教材争议主要类型的理解，从而有助于为教材管理制度在面临舆情事件时出台审定举措提供知识供给。

二、美国教材争议的主要类型

通过梳理百年来典型美国教材争议的研究文献与新闻报道，本文发现，美国教材争议存在三个类型：制度与意识形态类型、国家与文化认同类型以及科学与社会观念类型。

（一）制度与意识形态类型

虽然美国建国历史并不悠久，但制度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却在不断上演。其中，蓄奴制度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斗争的核心。通过挖掘属于制度与意识形态类型的美国教材争议典型案例，梳理其载体、过程与主题（见表1），本研究发现，由制度与意识形态引发的教材争议的载体主要是以社会科、历史科与地理科为代表的文科教材，而主题则主要围绕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后果、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以及蓄奴制度的影响这些方面展开。

表1  意识形态成因下美国典型教材争议的载体、过程与主题

由制度与意识形态而引发的教材争议，首先聚焦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果。进步主义教育家拉格（H. Rugg）编著的社会科系列教材《人类与变革中的社会》就揭露了美国高速发展进程所造成的代价，并鼓励学生质疑社会不平等的现象。^［17］这套教材累计售出超过130万册，引发了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等美国企业利益集团的警惕，纷纷指责拉格宣传鼓动社会主义^［18］。以至于到1941年，31个州禁止学校使用他编著的教材。^［19］有学者指出，拉格的社会科教材对于美国经济的刻画与当时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相悖：在以追求利润为主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范式中，拉格的教材却在引导学生质疑这一国家发展模式。^［20］

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同理解，也是引发教材争议的另一敏感主题。2010年得克萨斯州社会科与历史教材标准的修订争议中，得州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得州教委”）要求教材突出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底色，流行文化与工人运动的内容则遭到删减。^［21］在此次争议中，面对来自媒体与部分教育界人士的质疑，时任得州教委委员登巴尔（C. Dunbar）坚持教委的决策，并提出部分教材对美国社会秩序的刻画已经过左，而教委则是在重塑平衡^［22］。

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敏感主题就是蓄奴制度，而针对该制度对当下美国社会的影响亦是该国教材争议的重要主题之一。在2015年，由于得州教委要求避免使用有关蓄奴制度的“煽动性”（inflammatory）语言，麦格劳希尔公司出版的《世界地理》教材中，将三角贸易中的奴隶描述为受雇佣的工人，并将蓄奴制度描述成种植园工作制度，这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议。在舆论压力下，虽然麦格劳希尔公司向社会致歉并修改了10万册教材，但得州教委的教材标准却保持不变。^［23］有学者认为，教材中对蓄奴制度的阐释引发社会争议，其原因在于得州教材审定制度的意识形态预设与美国部分当代社会思潮相悖，而教材夹在二者之间，在成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角力场的同时，却不能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缝。^［24］

（二）国家与文化认同类型

美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移民，构成了该国国家与文化认同多元并存、时有冲突的人口基础。通过挖掘国家与文化认同类型的美国教材争议典型案例，分析其载体、过程与主题（见表2），本研究发现，争议的载体主要是以英文、历史与社会科为代表的文科教材，而争议主题则主要围绕教材选编中的文化认同、历史叙事中的国家认同以及侨民政治所引发的族群认同斗争。

表2  国家与文化认同成因下美国典型教材争议的载体、过程与主题

英文是美国事实上的官方语言，英文教材的选编关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25］，而在选编问题上所产生的争议，事实上是不同的文化认同理解之间的冲突。在1974年，西弗吉尼亚州卡纳瓦郡地方学校委员会选用了325册英文教材，其中采纳非裔作者选文的教材引发了当地居民的不满，身为卡纳瓦郡地方学校委员会委员的摩尔（A. Moore）则宣称，许多含有“反美国的”（anti-American）选文的教材并非由她本人审定的，而这来自审定体制内部人员的辩解迅速将争议升级为暴力冲突，不仅导致了学区内的学生罢学与煤矿工人罢工，还进一步引发了枪击校车与图谋爆破小学等暴力事件或犯罪行为的发生。最终，为缓和冲突，地方学校委员会在被迫撤回争议教材的同时，还授予家长排除阅读特定选编内容的权利。^［26］这场教材争议由教材选编而起，但真正升格为暴力事件的原因在于教材审定体制本身出现了极大的漏洞，反映了分裂式的文化认同嵌入审定体制后对教材建设机制的破坏与对公众信任的侵蚀。^［27］

美国教材中的历史叙事则是另一个直击美国国家认同的敏感主题。1974年，密西西比州（以下简称“密州”）教材采购委员会（以下简称“教采委”）判定历史科教材《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Mississippi: Conflict and Change）对蓄奴制、私刑与民权运动的历史叙事过于争议与负面，因而拒绝采纳该教材。^［28］在当年，教材作者就将密州教采委诉诸法庭，经过6年的漫长诉讼，密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于1980年判处密州教采委违宪并要求该教材进入核准清单。如此判决的原因在于：针对这一教材审定的结果并非出于宪法核准范围内的正当理由，而是出于委员个人对历史叙事的理解。^［29］本次争议为美国后世许多有关历史叙事的教材争议提供了重要的判例，在影响教材编写的同时，也促使部分州与学区的教材审定制度采用更为多样与透明的审定机制^［30］，以避免出现地方与国家认同的脱轨^［31］。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教材争议中的认同问题不仅出现在该国公民之间，更出现在居住于该国的全球各国各地区的侨民之间，这给由国家与文化认同成因引发的美国教材争议添加了全球向度。在2005年发生于加州的历史科教材争议中，六年级历史科教材中对印度种姓制度（caste system）与父权制度（patriarchy）的叙事引发印度教侨民的不满，他们要求历史科教材删除有关描述。加州教育厅的妥协方案——保留“种姓制度”但删除“父权制度”，反映了侨民文化认同与美国“政治正确”文化的冲突与微妙平衡。^［32］

然而，加州教育厅的这一妥协方案并没有导致这一争议事件的结束，2016年，在又一次历史科教材争议中，印度教侨民团体要求历史科教材以“印度”（India）概念描述整个“南亚”（South Asia）地区，并反对将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描绘为“外来入侵者”（foreign invaders），而锡克教侨民团体则要求历史科教材保留锡克教徒受莫卧儿帝国迫害的历史叙述。最终，加州教育厅再一次出具妥协方案——使用“印度”但承认莫卧儿帝国对锡克教徒的迫害^［33］，则体现了作为一州教材审定机关的政策失误，仅仅是以“和稀泥”的方式求取各方在认同争议之间的妥协，不仅不能真正地化解矛盾，反倒成为更加严重的冲突的导火索。

（三）科学与社会观念类型

作为美国社会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揭示人类起源与物种演变过程的科研进展上，对于以宗教为基础的美国传统社会观念形成了极大的冲击。通过挖掘科学与社会观念类型的典型美国教材争议案例，分析其载体、过程与主题（见表3），本研究发现，争议的载体主要是以生物科为代表的理科教材，而主题则主要围绕以宗教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观念、科学观念与政治观念展开。

表3  科学与社会观念成因下美国典型教材争议的载体、过程与主题

作为美国社会长期以来秉持的道德观念，生物科教材对创世论的驳斥，事实上是对美国传统道德秩序的违反。1925年，田纳西州高中生物教师斯科普斯（J. Scopes）因违反当时禁止教授进化论的《巴特勒法案》（Buter Act）而被田纳西州政府提起诉讼，史称“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斯科普斯使用的教材《公民生物学》（Civic Biology）^［34］成为了审判的核心焦点，虽然田纳西州刑法庭在初审中判定斯科普斯因削弱圣经传授的道德观念而有罪，但是在后续的上诉过程中，田纳西州最高法庭推翻了前者的判决，却并未给出明确的重审意见，导致这一教材争议无疾而终。^［35］

传统社会观念不仅在道德方面对科学进步产生了抵触，更试图反向重新定义科学观念本身。^［36］1973年，因不满得州休斯顿独立学区在课堂中使用有进化论的生物教材，家长将学区告上法庭，官司一路打到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ifth Circuit），法庭判决家长胜诉，并在判决意见中提出，宗教与科学并不互斥，宗教仅仅是科学观念的一部分，所以要求得州教委在核准的生物教材中将进化论与创世论并列呈现，其结果便是麦格劳希尔等出版商将进化论标注为“理论”（theory）而非“科学事实”（scientific fact）。^［37］在这一争议中，即使美国法律自1968年以来已经不再禁止学校教授进化论，美国民众的传统社会观念依然可以自下而上地迫使法院倒逼州级别的教育行政部门修改既定的教材审定规则，显示出舆情的重大影响力。

作为重要的聚拢民意的旗帜，传统社会观念还渗透进政治观念，引发政治层面的教材争议。在1974年的科罗拉多州，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生物科学课程学习（Biological Sciences Curriculum Study）项目出版的教材产生争议，原告福音派（evangelist）牧师威勒比（W. Willoughby）提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税金资助科罗拉多州的生物教材，从事实上侵犯了州权，并以此对主任施蒂梵（H.G. Stever）提起诉讼。^［38］不同于上面两个判决，美国各级法院均以科学与宗教分离为由判决原告败诉。在本次争议中，虽然以州权为名控诉教材的理由直指美国宪法的核心，但是，在当时，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教材开发，不仅有着提升美国科学教育的目的，更有着提升国家综合科技竞争力的战略目的^［39］，可能正是出于此目的，导致美国最高司法机关作出倾向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判决。

三、教材争议新趋势下美国州级政府审定措施的典型案例

在美国教材争议中，除了生物教材与基督教进化论之间的矛盾以外，意识形态、文化认同与社会观念中的敏感话题主要是通过课堂上使用的文科教材引发争议的。

然而，自2020年以来，全美的教材争议不再局限于特定学科、特定教材类型与特定主题范围内：理科教材逐渐成为教材争议的主要载体；产生争议的教材类型从传统意义上的教科书延伸至了教辅；而敏感话题也从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族群等主题扩散至性别与气候变化话题。本文将以三个典型教材争议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见表4），分析案例中美国各州政府的应对方式，以汲取对我国当前建设教材强国有益的舆情治理经验^［40］。

本研究选取典型案例的代表性原因有四个：第一，从诱发争议的科目来看，所涉教材主要来自以数学与科学为代表的理工科目；第二，从诱发争议的教材类型来看，所涉教材不仅来自课堂教学中使用的教科书，亦囊括了教辅；第三，从诱发争议的主题来看，敏感主题涵盖了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身份认同与气候变化，这些主题是当前全球各国各地区在教育、社会与环境中面临的重大议题；第四，从出台审定措施的州来看，在发生争议后，不仅有维持现有审查体制的案例，也有因受到争议冲击而改革审查制度的案例。基于以上考量，本研究选取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州级政府回应案例展开具体分析。

表4  本研究使用典型案例的基本信息

在深入探索具体案例前，本文首先对美国教材审定制度做全面梳理，为案例分析提供制度背景。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并未对教材审定措施做出统一规定，但各州对此有着各行其是的政治安排，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教材审定制度。根据本文对美国各州教材审定制度的梳理（见表5），虽然当前有许多州选择了各种程度上的分权措施以执行其教材审定制度，但这仅仅是权责划分之别，而非制度有无之别。本研究提出，不论审定制度为何，争议事件的不确定性使得涉事对象可以是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地方学区中的任何一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甚至还可以是学校或教师个人。

表5  当前美国各州教材审定制度的分类、说明与分布 

（一）佛罗里达州数学教材争议：“社会情感学习”的意识形态禁令

2022年4月，佛罗里达州（简称“佛州”）教育厅因驳回该州公立学校41%的在用数学教材而引发全国关注，在提交审定的132本教材中，有54本未通过审批，这是该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教材集体否决事件。佛州教育厅在《关于拒绝出版商向学生灌输意识形态企图的命令》（Florida Rejects Publishers' Attempts to Indoctrinate Students）中宣称，这些教材被拒是因为“含有违禁内容或未经许可的教学策略，包括社会情感学习”。^［41］这一决定与州长德桑蒂斯（R. DeSantis）推行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政策密切相关。此次教材审定特别针对数学教材中的社会情感学习教学策略，而不论是数学教材还是社会情感学习教学策略，在此之前都从未引发过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教材争议。

社会情感学习是指通过教育实践帮助学生发展自我认知、自我控制及人际交往能力的教学方法^［42］，在数学领域，社会情感学习通常表现为结合情感认知、协作学习与现实社会情境的题解或教学方式^［43］。这一看似政治不敏感的教学策略却招致了时任佛州教育厅厅长科科伦（R. Corcoran）的强烈批判，他提出，佛州将持续保障家长干预学生学习的权利，在专注于为学生提供世界一流教育的同时，避免灌输或使学生接触到危险的分裂性概念。^［44］有鉴于此，有研究者挑选并分析了21本被否决的教材，发现教材中虽有多项社会情感学习内容实例——包括但不限于某高中统计学教材要求学生分析种族偏见数据、多本小学数学教材鼓励学生协作解题并表达解题时的情感体验、要求学生反思自身数学思维模式的学习设计等，但并不能完全支持佛州教育厅在否决教材时所做的“定性”。^［45］ 

迫于舆论压力与全国媒体的持续追问，佛州教育厅公布了四则简例，来证明自身对社会情感学习下禁令的合法性：首则与次则简例都是通过柱状图教授学生测量种族偏见数据；第三则简例是鼓励学生提升社会意识与共情能力；末则简例是通过关注学生的社会情感学习来建构学生的能动性。^［46］在这一政策回应未能得到认可之后，佛州教育厅披露了超过6000页的审定报告，值得关注的是，报告中对被否决的教材内容、社会情感能力、呈现方式等一系列事项却做出了高度正面的评价，以至于审定报告不能支持佛州教育厅的禁令，但以麦格劳希尔为代表的教材出版商还是选择退让，并大幅删减任何可能牵涉到社会情感能力的内容，以换取教材通过审定。^［47］

在这一争议事件中，虽然佛州教育厅在信息公开方面对舆论做出了让步，但是其教材审定的结果未曾动摇。究其制度原因，除了采纳高度集权的教材审定制度以外，可能还在于该部门自2018年以来实行的新的教材审定政策与条例，其中规定，不论州教材审定建议如何，教育厅厅长个人有着教材审定的最终决定权。^［48］此外，另一个出现在佛州教材审定制度中的漏洞，则在于以学科专家组成教材审定团队并没有考虑到数学教材中的非学科内容可能导致的争议，以至于造成了相关责任主体——州教育厅陷入了舆情的被动，这种学科专家与其他负责人员之间在教材审定决策过程中的脱节，是造成这一教材舆情不断升格的关键。

（二）弗吉尼亚州学校教辅争议：由身份认同导致的审定制度变化

2021年，弗吉尼亚州（以下简称“弗州”）劳登郡爆发了由性别身份政治导致的教辅争议。这场始于中小学教辅内容中对性别问题的争论，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焦点事件，不仅影响了该州州长选举，更从事实上改变了该州教材审定制度的性质。在教辅争议发生之前，与佛州和得州不同，弗州的教材审定制度属分权制度，虽然弗州教育厅负责制定标准并提供总体指导方针，但地方学校委员会对学校中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教材保留重要决策权^［49］。在这种情况下，相较于课堂中使用的教科书，州与学区对教辅的监管程度更低。

弗州劳登郡教辅争议始于2021年初，当时该学区面向中小学启动了多元图书馆学校倡议，旨在为课堂带来“公平、包容与多元”（equal，inclusive，and diverse）的教辅。这项举措源于2019年，其初衷在于提升教辅中对社会边缘群体的讨论，而在数百本入选的教辅中，有不少涉及身份认同的教辅，这些教辅以积极肯定的方式讨论了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的中坚力量。［50］但这项政策倡议在一开始就遭到了该郡内部分家长的投诉，但争议真正发酵的关键节点发生于2021年6月21日的郡学校委员会教材听证。会上，有一位家长谎称，这些教辅在身份认同议题上的不当表述造成了恶劣影响，并致使他的女儿遭受侵犯，这一事件标志着争议正式升格。^［51］有民间组织以保障家长权利为名开展社会运动以抵制“不良”教辅与郡级学校委员会，而时任劳登郡学校委员会主席谢里丹（B. Sheridan）与其他委员则反复收到极端组织的死亡威胁，最终在向警方与安全部门报告之后，无奈辞职。^［52］

由于弗州劳登郡教材争议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当年11月弗州州长选举中，该争议毫无意外地成为了美国两党斗争中的核心议题之一。^［53］在成功当选之后，2022年1月15日，现任该州共和党州长扬金（G. Youngkin）在正式就任当天立即签发第一道行政令——《关于终止使用具有分裂性本质的概念（包括批判性种族理论），恢复州公立基础教育卓越性的命令》（Ending the Use of Inherently Divisive Concepts, Including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Restoring Excellence in K-12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Commonwealth）。该命令禁止学校使用任何“分裂性”（divisive）的理论与方式影响学生的性别认知。^［54］次日，曾任怀俄明州总督学的共和党政客巴罗（J. Balow）被扬金州长任命为弗州总督学，除了在职业生涯中坚持保守的教育政策以外，她还在弗州总督学任上加强了州对教材标准的集中审定力度^［55］。虽然在州法典层面，弗州依然保留了地方学区的审定权力，但在教材审定流程中，州显然加强了政策指导的强制力度。^［56］

其实，弗州劳登郡教辅争议有两项制度背景：首先，在当时的弗州教材审定制度中，虽然地方学区仅覆盖少数适龄学生，但却在辖区内有着极大的教材审定权力；其次，相较于常规教科书，教辅受到的监管更少。即使该争议中的教育部门与教材类型都属于较小的舆论目标，但却依然不能阻挡这一争议上升为影响一州主官选举与变更一州教材审定制度的事件。在许多美国教材制度研究者的固有认知里，分权式教材审定制度的优势在于规避集权制度下教材使用者对官僚体系的质疑^［57］。但在弗州的此次争议中，地方学区不仅没有充足的政治资源来坚持审定结果，还反向影响了州级教材审定机关的制度设置，使美国政客以短期选举利益替代了教材审定的长效稳定。此外，审定机关对教辅监管的忽略，也使得这一看似“边缘”的教材类型，造成了对教材审定的全方位影响。

（三）得克萨斯州科学教材争议：“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市场禁令

2023年11月，得州教委否决了麦格劳希尔公司、学乐教育集团（Savvas Learning Company）和探索教育（Discovery Education）等美国主流出版社的超半数初中科学教材，这是该州近年来首次因气候变化的教材内容——而非进化论——否决大多数科学教材。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否决的特殊性在于，所有被否决的教材在上会前已经确认符合得州基本知识与技能标准（Texas Essential Knowledge and Skills）与英语语言标准（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Standards）。^［58］

此次争议的焦点在于科学教材对气候变化的呈现方式。得州教委提出了四项具体否决原因：首先，教材将化石燃料描述为污染物而未承认其经济效益；其次，教材对环境与气候影响的表述过度负面；第三，教材将人类活动作为气候变化主因，这种表述方式过度主观；最后，教材重点强调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措施，却未对允许继续使用化石燃料的碳捕集技术或适应性方案给予同等关注。^［59］而在审定制度层面，这一事件凸显了得州教委对审定规则的刻意打破，暴露出该审定机关在政务流程中的严重违规。根据既定程序，得州教委的主要职责是确认教材是否符合既定的课程与语言标准^［60］，然而在此争议案例中，教委提出的反对意见超出了课程与语言标准的范畴，实质是在出版商按照要求完成教材编写并提交上会后增设新要求，其决策动机并非基于课程与语言标准的契合度。与佛州数学教材争议的结果类似，得州教委做出的审定结果也并未因为产生争议而改变，最终，大部分做出修改让步的出版商发行的教材得到了审定通过，而这一决策影响了该州超过1000个学区的550万在读中小学生。^［61］

若不结合得州的经济制度来分析，便无法真正理解这场教材争议。作为全美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化石燃料行业对该州经济和政治生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经济现实明确塑造了教委的决策行为，在争议中最为活跃的得州教委委员希克曼（W. Hickman）便曾有长期担任壳牌石油公司顾问律师的经历。^［62］与以宗教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观念引发的理科教材争议不同，这一教材争议开辟了新“战线”——在得州，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共识与强大的经济利益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这场争议还暴露出得州高度集权式教材审定制度的脆弱性：即便缺乏科学专业背景、夹带个人经济利益的教育官僚，也能通过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推翻科学共识，将经济利益观念强加于教材的科学内容之上。

四、美国教材争议及其典型应对案例的研究启示

当前时代，尽管中小学教材正在面临数智转型^［63］，但对教材争议的研究依旧重要，因为关于何种知识值得为官方乃至全社会所认可的分歧依然存在^［64］。事实上，人工智能学习平台甚至可能激化这类争议——因其平等赋能全体学习者的性质，“全民评教材”已经成为了现实。更深远地看，教材争议揭示了教材如何成为权威与认同等深层矛盾的投射领域。有学者提出，当涉及各种意义上的价值观的议题时，教材争议总会如期而至。^［65］在本文中，教材争议由此成为观察美国社会隐性矛盾的珍贵窗口，为理解该国更广泛的社会张力提供了独特视角。

（一）教材争议研究可继续探索争议的形成机制

通过对美国争议教材的历时分析，本文发现，美国教材争议主要有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与文化认同以及科学与社会观念这三大类型，这就意味着，教材争议应被视作周期性地、有规律性地出现在社会敏感问题领域的舆情事件。^［66］我国当前处于教材统编制与教材审定制并存的时期，相较于美国教材管理制度，中国教材管理制度的制度优势恰恰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充分利用系统性资源、动员与组织庞大且分工成熟的教育从业人员的基础上，我国有着突破美国案例所示的“沉疴痼疾”的巨大潜力，足以超越狭隘的集权与分权的二元对立。^［67］美国教材争议可为我国教材管理决策者提供重要经验，为我们凝练教材治理的中国智慧提供参考价值。

基于这一视角，本文提出，通过对美国教材争议的研究，认识教材争议的周期性与规律性特征具有双重价值。首先，理解争议源于反复出现的社会敏感话题，而非仅仅是由教材内容引发的争议事件。其次，教材争议的研究在拆解围绕争议产生的社会敏感话题以外，亦可拓展为追踪与分析争议形成的机制。例如，202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教材中的插画产生了巨大的教材争议，将全社会纳入到这场烈度极高的教育舆情事件中。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李敬提出，这一事件所代表的社会运动轨迹，并非一件孤立的热点事件，而是一个早有端倪、历时8年之久的互联网社会运动进程。^［68］

从本文选取的典型案例出发，美国教材争议的形成机制大体有两个类型：其一是自上而下式，通常是州级政府出于政治与经济因素，而非专业原因，以强制措施采纳或剔除教材所产生的舆论争议；其二是自下而上式，通常是州一级别乃至学区级别的教材政策出台后，在各种舆论反应发酵与互动的过程中，由偶发事件所激发的舆情争议。而从我国的现实情境的角度来说，我国社会治理的政策实验主义，在事实上有效地缓解了自上而下的舆情争议，在平衡了专业需要与现实需求的同时，提升了政策效能。^［69］自下而上式的舆论争议，因其弥散于全社会的特征，则难以以集中预测的方式进行管理，这就要求相关职能部门与研究者探索分布式的舆情追踪与治理方式，以弥补集中管理在处理自下而上式教材舆情方面的不足之处。

（二）教材争议研究可覆盖全学科与全类型的教材

通过对美国教材争议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发现，不论采用何种教材管理体制、不论涉及的教材属于何种学科或何种类型，都有引发争议的可能。本文认为，不应在教材争议研究上“重文轻理”^［70］，而要充分考虑理科教材在当前教材争议趋势中的新常态；亦不应忽略教辅、考卷、读本等其他类型的教材^［71］。例如，2025年1月13日，在深圳小学数学考卷引发舆论争议的背景下，新华社一篇名为“三问深圳小学生数学期末考卷”的报道从侧面印证，除了“难度”以外，深圳小学数学期末考卷争议之诱因还在于社会各界对考卷内容表现出的社会情境的不同认知。^［72］

虽然我国社会对教材的现实关切与美国社会有着较大的出入，但二者对各种类型教材与科目内信息的不同社会认知是大体一致的。在我国，考虑到学校教育的强烈制度示范效应与考试升学的高利害特征，以及我国当前推进国家课程高质量实施的同时强化科学教育的政策方向^［73］，社会各界对各种类型文理科教材的关注不仅集中于难度，更分布于其价值观表征和情境表达之中。具体来说，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生活在不同人文地理条件下的社会各界人士，对同一套教材折射出的情境，存在着产生不同认识的可能性。这就需要相关职能部门与研究者在教材适应性方面做出新的调整，超越传统意义上对各类文科教材的过分侧重，覆盖当前对学习与应用场景愈加重视的理工类科目的各类教材，以及对人工智能时代教材变革过程中伦理问题的关照。^［74］

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难题就是如何更好地基于互联网开展舆情治理。我国在该领域已经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互联网“中国之治”的历史成就^［75］，但对基于互联网的教材舆情治理的研究在我国当前尚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应激励相关职能部门与研究单位积极开展中外教材舆情专项研究，着力于追踪全球教材争议的前沿趋势与典型案例，监测境内外舆论场域的教材敏感议题并建立境内外重大教材议题的预案储备数据库，以便我国学者在服务于教材审定制度治理水平提升的同时，亦能够在全球学术界拓展教材研究的空间。对于教材研究者和教材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教材争议的规律也为构建更完善的治理体系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三）教材争议研究可更关注对审定措施的研究

面对教材争议时，美国各州政府的应对措施在流程和成效上呈现出显著差异。以佛州与得州为代表的州采用高度集权式教材审定制度，虽然有充足的政治资源捍卫自身的审定结果与制度，但却因忽略教材的科学性而屡屡遭到质疑。相反，以弗州为代表的州则尝试兼顾州政府的集中指导与地方学区的自主权力，虽然关照到了教材选用的适切性，但当争议发生时，不仅无法动员足够的政治资源来捍卫自身的审定结果与管理体制，还容易导致整个管理机制的更迭与动荡。

而从本研究选取的典型案例来看，美国州一级政府在面临教材争议时的审定措施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州政府对教材的高度政治化处理所导致的争议，以得州为例，该州教委在科学教材已经通过专业评审的情况下，利用强制措施驳回可能影响部分教育官僚、个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教材，并选择无视后续舆论争议；其二是州政府在教材争议发生后因舆论压力改造了自身的审定制度，以弗州为例，由于该州政府既没有对舆情做出令人满意的处理，也没有管治社会危害事件的行政能力，在面对舆论事件升格为暴力冲突的社会压力下，州政府唯有通过制度改造的审定举措向社会作出交代；其三，以佛州为例，该州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理由驳回教材之后，虽然利用其审定制度通过公开部分审查报告、部分负面案例与审查人员清单的方式对舆论争议作出有限的妥协，但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维护该州的审定措施及其制度的正当性，而非在舆论的压力下退缩。

从我国的政策现实出发，在教材争议引发的舆情事件中，如得州这般政策执行无视舆情的强制措施显然不符合我国国情，我国亦不可能像弗州政府一样在舆论的压力下轻易动摇教材审定的制度架构，这就使得佛州政府应对教材争议之案例有着极大的政策借鉴价值。因为该州政府通过披露可供公开化的政策文件，在捍卫自身决策、保护相关决策人员的同时，部分消解了舆情事件，同时维持了社会稳定。继而，本研究认为，对审定措施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教材审定制度的建设，更有益于我国综合治理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