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诚：家庭教育要扎根“家文化”

我国家庭教育处于重大历史转型发展期，推动家庭教育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蝶变，立足以家为本的家文化，推动中华传统优秀家文化创新性发展，既是家庭教育的文化使命，也是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本质要求。

姓氏是家文化的原初体现

中国自古以来注重家庭伦理，这与中国古代家庭（家族）起源于氏族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不同于西方，西方是由私有制进入国家的，而中国则是由氏族演变而成的，所以中国家文化与生俱来的家国一体特性，决定了家庭人伦关系行为准则可以直接演变为社会人际关系和国家政治制度的道德准则。

中国家文化，是从古代氏族发展到家庭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家文化与姓氏文化有关，也与婚姻制度演变有关。中华姓氏始于母系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信仰，始源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在原始部落中，姓与图腾作为同一氏族全体成员所共有的标识和族号，常与各自的祖先名是一致的。尽管部落不断发展、迁徙，但姓氏永远与群体同在，至今仍然如此。中华民族最先融合于炎黄，而中国人的姓氏发展于西周，这种古老而朴素的“寻根归宗”的姓氏世系文化认同，是世界上仅有的一种完美意义上的民族文化认同。

中华姓氏是传统文化中生命力最旺、凝聚力最强、感召力最大的人文情结，也是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基石。中华姓氏是一种特有的家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本源的崇拜和亲子血缘关系的敬畏。对姓氏的崇高敬畏，凝聚、形成、发展成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精神。

姓氏与家庭伦理关系密切，对人口繁衍具有积极意义。据文献记载，姓的最初使用，目的是“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西周时期建立了同姓之间不许通婚的婚姻制度，其原因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数千年来，姓氏制度几经变革，但同宗不婚的原则基本不变。坚守异姓通婚制度，保证人口繁衍的权威性和严谨性，是中华民族世代繁衍不息的文化根基所在。

儒家伦理学说是中国传统家文化的根本

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继承了周公注重“人道”精神，创造性地阐释了宗法制度下的家庭人伦关系结构，将个人、家庭与国家有机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伦理体系中。在孔子看来，家庭（家族）是最具温情的生活依托和人生价值依托，具有支持个体生活和价值实现的功能。家庭不仅能为个体提供最原初的情感即“亲其所亲”“尊其所尊”，而且能为家庭成员提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实现途径。后世儒家学派把尊亲、忠孝、仁爱、礼义等人伦道德内容，概括为人伦五常（忠、孝、悌、忍、善）和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些内涵都是基于家庭人伦关系（夫妻、父子、兄弟、朋友等）中家庭成员的不同社会角色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确立的。

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以“亲亲”与“尊尊”来概括殷周之际的大变迁，以生活中最富亲情的家庭人伦关系“亲其所亲”与“尊其所尊”作为周代以降中国文化传统的两大根本原则。这两大根本原则，正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阐发的人伦道德学说的逻辑起点。坚持两大根本原则，是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由崇尚“神道”“天道”转向崇尚现实社会的“人道”的重要前提。

儒家“亲其所亲”“尊其所尊”的家庭伦理学说揭示了人性本质。孔子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理。”以爱亲为本质的家庭伦理是古代社会文明的基础，筑牢人伦道德秩序是构建社会秩序的起点和落脚点。孔子由“泛爱众而亲民”演绎出“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也构建了“天下一家”的仁政学说；由“亲其所亲”情感积淀的“孝”，可移作对君主之忠。“忠孝”同质化，为构建高度融合的“政教合一”与“修齐治平”政治道德学说铺平了道路。儒家学说完成了基于家庭而超越家庭的完整而高尚的生存价值体系构建，奠定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的基础。

在古代社会，家庭结构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和进步中，因此不断调节家庭人伦关系成了家庭伦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秦汉隋唐时期士族大家庭占主导地位，唐末士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发展到宋代大宗族制让位于小宗制，家庭人口结构不断趋于小化。为调节家庭伦理关系和行为规范，司马光撰写了《家范》，对家庭人伦关系的亲疏系别和各种人伦角色，包括夫、妻、子、女、兄、弟、爷、孙等人伦规范作了新解，被宋元明清奉为家庭伦理和家庭教育的圭臬。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即按照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教人在各种人伦关系中认清自己的不同角色，履行自己应尽的角色责任和义务，先做一个合格的家庭成员，然后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社会、国家的有德君子。其实，人生发展过程就是人伦角色不断成长、发展、转换的过程，所谓“明人伦”之教，就是教人按照人伦角色规定做人的教育。

中国文化具有家国一体的特质，培育了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中国家文化体现了家和国利益的一致性，也造就了中国社会人情关系网的品质。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组织而成的，社会人际关系是家庭人伦关系的展开，在社会、国家公德与家庭私德之间，虽有大小轻重之别，但义利原则是一致的，所以无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凡是教人认识和履行人伦角色责任义务教育都是品德教育。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是立德成才的基础，也是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的根本。孔子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国家政治依赖于明人伦之教，无论何时，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都对促进社会道德秩序和国家政治秩序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新家庭教育的文化使命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中变迁剧烈，人民饱受磨难，文化自信被破坏，尤其是传统家庭伦理遭西式个性自由价值观解构，家庭责任义务被契约化，动摇了家庭观、婚姻观、伦理观和生育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新中国扫荡了旧社会旧思想旧文化的污泥浊水，收回了文化教育主权，开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新纪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废除了私有制，推翻三纲五常统治，注重恋爱自由，夫妻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五爱”成了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和现代科技在家庭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城乡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也加剧了我国家文化的深刻变革。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进步和文化改造的重要力量。马克思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国城镇化，在改变人们原有生产和生活方式、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促进了人口流动和人户分离，引发了家庭观念、伦理观念、生育观念的变革，滋生出家庭人口小型化和人伦关系简单化、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少子化和老龄化等多重矛盾迭代性并发问题。我国传统家庭教育跟不上公民道德建设步伐，满足不了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需要的事实说明，我国传统家文化的解构与家庭伦理的重塑已经成了后城镇化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非新家庭教育不可。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新时代家庭教育的文化使命。

天下之本在家，家庭立足家风建设。家风是家文化的精神内核，是调整维系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道德行为规范。家风所体现的是父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的榜样示范，是长辈对晚辈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育人氛围，是为子孙后代立身处世、言谈举止的准则。家风是一种隐性的文化形态，一种有情感、有智慧的内心关照，存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内化为家庭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家庭观和行为习惯。家风是无言之教。良好家风，既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也是家和万事兴的治家法宝。家风正则民风淳、政风清、社风美。因此，推动千千万万个家庭建设好家风，是新家庭教育的文化使命之一。

使命之二，搞好新时代家庭伦理建设。要引领家庭文明向善向上发展，激活家文化的生命力原创力，领导干部家庭必须发挥示范作用。

中国家文化的根是以血缘亲子关系为基础的人伦亲情。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义。“感人深者，莫先乎情”。厚植亲情、纯洁爱情，是维系家庭稳定的基础，也是家庭教育立德树人的基础。一个家庭亲情厚薄纯正与否，决定了家人的亲密度、幸福感和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水平。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伦理问题的表现。亲情伦理是人之常情常理，而亲子之教是有原则的。“爱子，教之以义方”，家长要担负起家庭教育的责任，为家人树规立矩，率领家人奉公守法。

自古以来，代表先进文化的精英阶层就是推动家庭伦理变革的主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从近年查处的案件看，出问题的干部普遍家风不正，家教不严。”官员丧伦失德，是社风不正的根源，注重私德修养、注重家庭文化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

（作者：毕诚，家庭教育专家，曾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校长发展学校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