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一门触及内心的写作课

　　在学期末，我们的结课作业是一篇三千字的题目为“身份”(identity)的作文。被字数限制困扰了一学期的我开始动笔时，却感到寸步难行。以往能够盛满一整页“句子坟墓”的辞藻，此时却胆怯地躲在我的脑海中拒绝现身。阻碍它们的并非语言障碍，甚至不是安对遣词造句的苛刻标准。

　　我希望用这三千字来回顾我在美国高中的两年经历。那是盛满挑战和收获，也布满孤单与挫折的两年：每当回忆起来，对新环境的陌生感、校园的偏僻、语言的障碍、同学礼貌冷漠的态度等等一起涌上心头，我却从未向人提起。“你喜欢你的高中吗？”中国外国的家长、学生曾无数次问我。“当然喜欢啦！”我总是笑着回答，然后罗列出学校的种种优点：优秀的师资、优美的校园、奢侈的硬件、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全面得如同学校宣传画册上的介绍词。

　　“你喜欢你的高中吗？”安坐在办公室，面对着我，桌上摆着我作文的初稿，轻声问。

　　“喜欢……”我嗫嚅道。

　　“你的挫折算什么？”我脑海里响起在去美国第一年，妈妈在电话里的话语。“想想看，几十年前从中国到美国的移民生活多么艰苦，一切从刷盘子洗碗开始。你在条件如此优越的私立学校，面临的困难要比它们小多了。”

　　“回忆起在那里的两年，你的感觉如何？”安又问道。

　　“我很感激……”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通知书，回忆起上面激励人心的语句和慷慨的数额。除了感激，还有别的正确答案吗？

　　“但是你的文章想表达的感情似乎更加复杂，似乎有什么东西欲说还休，”安沉吟道。“为什么不把这种感情说清楚？”

　　我抬起头，她正注视着我，目光温和。

　　我告诉了她学校苛刻的录取标准，以及奖学金的慷慨数额。我告诉她每次中国的学生家长听说我的经历，总会感叹我有多么幸运。“我的高中对我有这样的恩惠，”我说，“我感到不应该对我在那里的两年抱有任何不满，那会显得忘恩负义……”

　　安点了点头。“Helen，这种顾虑是人之常情，”她祥和地说。“不过感情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应该’与‘不应该’之说。如果你在高中的经历并不全部阳光灿烂、一帆风顺，这并没有什么错。请诚实地将他们写下来，这是有勇气、而不是忘恩负义的表现。”

　　“但是我的经历的挫折又算什么呢？”我道出了我的另一个顾虑，向她复述了妈妈的话，“和许多更艰难的经历比起来，这似乎微不足道。”

　　“假设一位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另一位士兵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安缓缓说道，“那么第一位士兵是否有权利为自己感到悲伤呢？第二位士兵的遭遇应当剥夺他的这个权利吗？”

　　我的表情一定有些吃惊，因为安的笑意更深了。

　　“我很高兴你为这篇作文选择了这个话题，”她把面前的草稿推向我。“这背后似乎有许多故事。我相信你会把它们讲得很好。”

　　离开安的写作课后一晃已经过了三年。三年中，我提起笔时，常常感到安就站在我的身后，审视着我写下的一词一句。“这个比喻用得非常贴切，”她时而赞许地评价；“这个动词似乎有些模棱两可，”她时而不失时机地提醒。“‘泡菜’在哪里？”我有时又可以听到她一针见血的问题。

　　“安是我见过最严格的语法老师，”一年前，在一次写作课的班聚时，一位同学提起。“但不知为什么，你总不想让她失望。”

　　“每次上她的课，感觉总像和心理医生谈话，”另一位打趣说。

　　“有人想过把这门课的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吗？”我问。

　　“如果写了，一定不敢拿给她看，”第一位同学说。“一写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大概一半最终都要葬身于‘句子坟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