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谈“作文”：现在的孩子，脑子里动词太少

　　作为一名专业小说家，张大春担心在作文教育的熏染下，积习渐久，“日后华文世界不会有好的作家出现”。（理想国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19日《南方周末》）

　　高分作文的路数，多半就是“颂”。孩子在启蒙阶段，到他日后一辈子都不写文章的那一刻，他所有写的作文，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

　　我担心的倒不是出版业要垮掉，而是我们的好奇心跟满足之间迅速的取得——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有兴趣，马上一刷屏，答案就来了。

　　大约从2007年出版《认得几个字》开始，台湾文坛的领军人物、著名作家张大春就在自己小说创作的本业之外，花了特别多的心力关注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

　　起初是为了教自己的一双小儿女张容、张宜识字，但原本理应驾轻就熟的工作，却让张大春发觉自己未必真正知晓和懂得这些字词背后的故事和所含藏的丰富文化，慨叹“穷尽人之一生，恐怕未必有机会完完整整地将听过、说过、读过、写过几千万次的某个字认识透彻”。

　　于是，他特意挑选了近百个汉字，在适切的疏解之外，更兼及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希望让孩子们有更闳远的视野，从小涵养出对汉字更为深刻纤敏的感觉。

　　现在，十年之后，当年的小儿女也已长大，认字不再是他们的困惑，取而代之的却是同样困扰大陆和港台中小学生的问题——写作文。而比起当年陪伴孩子从头学认字时的欣快，作文教育中的种种问题，却让身为小说家的张大春大为光火：让教师、学生、家长都倍觉头痛的作文完全是“附和题目”思维下的产物，根本无法让学生我手写我口，更谈不上引导学生透过写作能力的训练来实现自主人生的追求。

　　在张大春看来，作文是作文，文章是文章，前者不过是升学择业的敲门砖，大多用后即弃，而“写文章，是一辈子的能力”，练习写文章，根底上是“培养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甚且，作为一名专业小说家，张大春更担心在这样的作文教育的熏染下，积习渐久，“日后华文世界不会有好的作家出现”。因此，他这回以38篇专文、45篇例文来为莘莘学子讲述文章与说话之道。

　　2017年初，张大春携新书《文章自在》来到北京，与北京的中学生、一线语文教师以及青年作家共同探讨“作文这件事”。

　　（以下为张大春口述）

　　海峡两岸最统一的事情之一，是写作文

　　应试里能够具备最大的甄别弹性的，可能就是作文。一个人多拿10分，多拿5分，至少在台湾来讲是相当具有影响性的。

　　学生们大概从8岁开始写作文，18岁以后进入高等学府，可能就不写作文了，而且可能一辈子都不写作文了。但这十年之间的写作胃口却被弄坏了。怎么弄坏的？就是你来了题目，我就开始揣摩，第一要揣摩出题的考官，他希望我写什么，怎么样才能迎合他的意思；第二是揣摩批改的考官，他们怎么想，他们会认为我怎么写能拿高分。

　　所以海峡两岸最统一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在8岁到18岁之间让一个孩子习惯于揣摩他人心意，并且发挥变成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有时候想起来有点毛骨悚然。

　　台湾在各级的所谓的升学考试中，大概采取的就是这个思维，孩子要去想什么是合宜的想法，什么是取分的想法，什么是能够拿到功名的想法，什么是大人们主流的意见。有的时候不免会有一些才华高越的小朋友们，他有特殊的修辞技巧，丰富的语料，还有一些组织章法清晰的路数，所以能够出类拔萃。我还看了一些，特别是大陆出现的满分的，或者是顶级分的作文，那文章我也写不出来。

　　可是看起来他的路数，多半就是“颂”，我称之为风雅颂的颂。就是高质量的作文多半来自颂体，孩子在启蒙的阶段，到他日后一辈子都不写文章的那一刻，他所有写的作文，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

　　我认为这样的文化教养，在根本上出了极大的问题，可能我们在整个过去的作文教育，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小学，一直没有判断或者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率地培养孩子自己产生知见，而且能够训练思维或者辩证的习惯，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命题作文这件事情稍微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让命题作文退场，让应试作文离开真正所谓的文章的世界。

　　很重要的是平常的说话

　　我从我的孩子进了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以前，因为我对古文字有兴趣，所以我经常想办法把个别字形象化、生动化的编成故事，然后告诉他们。但是到了大概三年级，他们开始写作文，写作文我不教的。我只有两招，第一招我说你每篇作文拿给我看，我不看你的意思，不改你的思想，也不评论你的想法或者情感，我只改你的错字。他们两个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哥哥张容想开了，说不对了，四年级了，你不可能不看我思想。事实上这也是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看我的作文、日记、周记，我都让他看，为什么让他看？他说他只看错字，他也始终确守他的承诺，从来没有对我的思想或者意见有任何看法，就说哪里有错字。所以我信守这个传给我儿子。

　　我们家孩子跟父母对话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每天在饭桌上，或者其他一起共处的时间，是不断讲话的，这个训练从他们上幼稚园开始，一直到他们不太愿意跟我们讲话为止。

　　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求学阶段，被选为写作文的代表，作文分数大概在比较好的程度。

　　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忽然发觉，有一个杂志向我的女儿邀稿，向她邀稿之后她也不想写，她母亲就逼着她说人家向你邀稿，写五篇书评，我看五篇书评吓一跳，我以为是专业书评家写的，结果是她妈开车载她的时候，在路上她用手机打的，打了五篇书评。真正的缺点显现了，每一段统统都是逗号加一个句号，标点符号没人教，她在学校也不好好学。但是表达意见之清晰，举证之明朗，而且在议论分析条理上没有瑕疵，我吓一跳。

　　我不是吹自己的孩子，毕竟他们离写文章的人差得太远，可是我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那么清晰，那么条理分明的表达，很重要的是基于平常的说话，跟他沟通的时间要长，面向要广，而且无所不谈。

　　最常用的动词是“买”

　　教作文的时候，一方面教孩子繁华先不要落尽，要尽可能地繁华。另外一方面要教他减法。

　　我记得以前在大学教现代散文课，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这些，我认为这些文章都还出现着某种在白话文运动初期阶段对于使用白话文无比兴奋而形成的一些没意义的、空泛的堆叠，有趣的是减法，所以我就在散文课上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可不可以写一篇文章，只有名词、动词、介词和虚词，没有形容词，这些东西我在教的时候还没有体会到真有这样的文章，我后来看到阿城的文章，我每看一篇，他写任何事情，我都乐，他那种干净就是没有不必要的形容词，也没有不必要的譬喻。如果说他平铺直叙，你正好会因为他的那个减法，因为简洁干净，会记住他特别生动的某些语言。

　　我记得他在《树王》里有那么两句话，听起来俗得不得了，可是传神了，我经常想起来。“我不过是个屁眼儿大的官”，“你还在我屁眼里”，非常鲜活。契诃夫的那个《小公务员之死》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那两句话抵得过契诃夫一个短篇。

　　在台湾有一个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短篇小说作家黄春明，我认为他是台湾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家。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跟我说，大春啊，你不觉得文学小说这些，会写的人越来越少，读的人越来越少吗？当然这种感慨很寻常，可是我没想到他后面说，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他说我认为现在的孩子，脑子里面的动词太少，最常使用的动词就是“买”。

　　我们的求知欲，是不是个道德命题？

　　今天在台湾比较流行的社区网站叫脸书，它主要带来的是大量的图片。我倒不愿意说现在的孩子都是图像思维，但是大量的图片和影像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美学刺激已经饱和了。有的时候他只是追随一时的直觉，而不是长久的累积，这个一时的直觉是会随时变化的，因为是短期记忆，不是长期记忆。

　　如果你要找到一个无论是在装帧还是美学上能够帮助孩子更快，或者更长久地进入到阅读世界的图书，非常困难。因为它的口味已经追随着时代大潮图像变化改变得更快了。

　　这种局势，明显地告诉我们人的求知方式，甚至人对客观知识或现实好奇的方式改变了，所以大家都不看别的书，只看脸书。

　　刷屏取代了大部分满足好奇，或者满足求知的方式。这些事情正在逐步地从形式的变化变成一个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我担心的倒不是原来的出版业要垮掉，而是我们的好奇心。好奇跟满足之间迅速的取得——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有兴趣，马上一刷屏，答案就来了。

　　我们永远会拥有巨大海量的短记忆，而我们长期的记忆会消失。长期从事短记忆，一定跟后来的好奇，或者说满足求知的这个活动是有巨大牵连的。

　　甚至我们过去常常讲，某一些意念是断裂的，某一些思维是断裂的。过早地去推断那就是哲学消失了，那就是文学死亡了，或者那就是作者不在了，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不警惕，也就是说现在的警觉恐怕是为了下一步的警觉。我认为迟早有一天，大家打一针，数学就不用学了，但是那时候，人的感性恐怕也都会没有。

　　我记得达尔文在死之前非常痛苦地说，我已经多年，就是好几年没读诗了，好几年没有专注地听一首美好的音乐了。他说这不但是我自信的欠缺，也是我道德的堕落，他的这番忏悔之言其实并没有真的堕落，他只是太专心地在做演化学的研究，而且进入到更多细节知识的追寻，他似乎没有时间，因为他忘了。而对于诗、对于音乐零散的美的耽溺，他认为是跟他的道德有关。

　　我听到这个话非常震撼，到底我们的好奇心、求知欲望是不是很窄的一个道德命题。我常常觉得宁可相信它是，那个时候我们会比较不那么沦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