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全愈：创造性真的是靠“教”出来的吗？

在美国学习，我总感到是学少悟多。由于老师多是营造一个培养环境，让学生参与创造（包括创造自己），因此，内心不断地“悟”出自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是老师“教”我的，更不是老师“交”给我的。

如要我指出我的素质教育思想中，哪些是我老师的东西，可谈的确实不多，因为他们只提供平台，营造环境和氛围，剩下的就看我怎么在这个空间“悟”出自己创造性的东西了。

当年，张无忌跟张三丰学太极剑，赵敏带着阿大、阿二、阿三一等人众在门外等着决一死战。老张问：还记得多少招？小张曰：差不多全忘了！旁人全懵圈……

诀窍就是无招胜有招。

米卢只是营造“玩”球的氛围，让队员从中悟(创造)出自己的东西！

我们总是逼队员“招供”：“到底跟米卢学了啥东东？”都已内化为自己的“招”了，根本没有米卢的印记，也难怪他的队员时至今日还对“从米卢那儿学了啥”语焉不详……

这就是训练和培养的实质区别。

即使训练14亿人，也出不了11个球星；但乌拉圭培养几十万孩子，却涌现无数有创造性的球星。

踢球的技能可以训练，但像中超外援暴力鸟般预判十步的足球意识，在瞬息万变和电光火石间创造性地运用足球技能，这种中国球员最欠缺的“灵性”和“悟性”，是训练不出来的，只能培养。

同理，中国足球模式训练出来的运动员改当教练，难以拥有在瞬息万变和电光火石间预判球赛的穿透力和肢解力，并难以根据双方几十个运动员的特点，创造性地搭配出能产生化学反应的变阵。这种教练所需要的创造性，更是训练不出来的！

三、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分分合合

此外，我也不敢苟同钱教授说一个观点：

而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教育则是一个在关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内更加受到重视的话题。在大学中，致力于本科通识教育的人更加关注批判性思维教育。在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中，关注创新的人则更加关注创造性思维教育。

首先，创新思维始于婴幼儿。孩子把帽子、勺子扔地下，妈妈捡起来，孩子又扔……这就是孩子在探索世界，在思考怎样与外界互动，怎样吸引妈妈的注意力。这可看作创新思维的萌芽。

也就是说，从好奇、想象、独立、质疑等开始，孩子就进行着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到大学才“关注”，为时晚矣！

其次，不宜把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截然区隔。创造性思维包含批判性思维，是批判性思维的高级阶段。也可以说，批判性更多体现在创造性的“创”上。当然，批判性思维也可单独教学。

如美国佳里学区K－12（幼儿园到高中）的语言艺术课（类似国内语文课），开篇的第一“童子功”，就是培养孩子的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的能力和习惯。

所谓“批判性”不是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地批判一切。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是“质疑——审辨/分析”的思维过程，在阅读和聆听中发现自己的答案之过程。

不仅要求从阅读和聆听中学东西，更重要的是在阅读和聆听中进行分析和思考，形成自己的东西（也就是“悟”）。

当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成为一种习惯时，阅读和聆听就变成一个深度思考、主动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

钱教授说：提出疑问后，“能够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国人常常误以为：“批判性”在于反对、异议或新意。

其实，批判性思维强调的是独立思考、不盲从、有主见。换言之，经过质疑，独立思考，思辨分析，最后全盘接受对方观点，也是批判性思维。可惜钱教授没旗帜鲜明地点破：并不是一定要对立，才是批判性思维。

钱教授洞察中国学生创造性思维发育的缺陷，在大学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实属难能可贵。

但课程设置在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上有瑕疵。作为一项教育改革建议（“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列为大学教育的必要环节”），仅提高教，只字不提基教，会让人误以为，不需从小培养，只要在大学设此课程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批判性思维是有时间轴的，需要从小培养，到大学才培养，因缺少基础教育(甚至学前教育)的“基础”，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是亡羊补牢，聊胜于无——实则难以大器晚成！

钱教授说：批判性思维“要体现在所有课程和所有培养环节中”。国内大学皆有围墙，教育要植根于社会和生活，批判性思维就应该没有课本，没有教室，没有围墙，因为“课程”就是生活。

总之，创造性(思维)不能教，更无法训练，只能培养。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不宜截然区隔成游离状，要在有分有合中突出创造性思维的主导性。

(作者 黄全愈，旅美教育学专家，美国迈阿密大学亚洲学科部主任，被迈阿密大学授予“(学术)重大影响奖”，并被提名为杰出教授，中美教育和文化比较专家，致力于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