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正贵：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转向

汪正贵，山东省青岛中学、青岛金家岭学校书记

自从2022年11月30日ChatGPT问世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人工智能对中小学教育的可能影响。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切而紧迫地感受到技术对教育的冲击，并已产生一些焦虑情绪。 

回顾人类历史，印刷术、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但这些改变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教育的底层逻辑。而且教育总是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几百年来，世界改变很大，教育改变很小。

 然而，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不仅是技术界，而且教育界的人士也感觉到变革可能真的来了。人们开始关心教育的未来，并且隐约包含着对技术、未来和自身的焦虑。

 AI技术是否会彻底颠覆教育的底层逻辑？AI是否只是教育革新的工具？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教师？学校是否会消失？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会有哪些变革？面对AI，我们是拒绝还是拥抱？ 

我认为，人工智能未来对教育的影响将是深层次的，不只停留在“教与学”方式变革的工具性层面，更会触及教育的本体性层面，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产生根本性影响。人们需要思考：人工智能时代，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应未来的社会发展及人自身的发展？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内容最值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将重新定义教育，重塑教育的未来，实现从工具赋能到生态重构的深度转变。 

一、重置目标： 人工智能时代  呼唤教育的价值理性回归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当回归到人本身，以人为原点，重新定义教育的目的，真正培养“大写的人”，使人成之为人，促进人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回归价值理性的教育目的。因此，教育要把学习者看作一个完整的人，关注其整体的幸福感（wellbeing），而不是将学习者视为学习的容器。在学校中，学生除了学习，还有成长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教师应眼中有人，心中有人，关爱学生的生活与成长。 

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而不仅仅是培养人才——所谓“人才培养”，更多是工具理性的教育定义。孔子提出“君子不器”，正是强调教育要将人培养成人，而非器物或工具人。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工具理性的道路上狂奔。人工智能的出现，有可能终结工具理性的教育目标，因为单从知识和技能上看，机器所能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可能超越人类。这会迫使我们停下来追问：人的意义在哪里？人之为人的独特属性是什么？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人的什么素质？ 

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家们将“理性”视为万物的尺度，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帕斯卡的“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也就是说，人因为具有理性而成为万物之灵长，理性成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属性，也因而成为人的基本定义之一。 

可是，现在人工智能也能够运用逻辑进行思考，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人之为人的基本定义。如果人工智能也会“思考”，人类将何以自处？就目前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发展高度来看，人类仍具有以下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独特品质与能力：自我意识；情感、美感、道德感、价值感和同理心；想象力、创造力和关爱他人的能力；前瞻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这些品质和能力，使人成之为人。 

基于以上对人类独特品质与能力的认识，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不能止步于技术赋能，而应主动转向对这些核心素养的深度培育。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做出根本性的变革与坚守： 

第一，在思维与认知领域，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

 在认知领域，相比人类而言，AI因强大的算力而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等更高层次的认知上，人类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好奇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在动机和原始动力，驱动我们永无止境地主动学习和自发探索，也是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品质。想象力是人类特有的另一种天赋。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局限于已知和理解的范围，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一切。”人工智能越发达，人类的想象力就越值得珍视。

 创造力是认知领域中最高层次的能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每个人一出生就拥有创造的潜能。批判性思维则是人类基于价值敏感性进行主动自我反思的体现，包括对认知的质疑、反省、审视和检讨，不断挑战和完善自身的认知能力。人工智能时代，批判性思维愈显重要。 

第二，在情感领域，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同理心与共情力、自主意识与意义建构等社会性情感。 

人是情感动物，行为受情感驱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感是人内心最柔软和脆弱的部分，也是“人之为人”最独特的品质和值得珍视的资源。 

爱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包含对生命个体、家国的热爱与责任。因为爱，世界更美好，人间更温暖，自己更幸福。同理心与共情力是人际之间的真实情感共鸣——乐人之乐，忧人之忧。AI可以识别情绪，但无法真正与人共情。 

人类的自主意识和生命意义感，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所拥有的高级情感。它源于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何处、将去往哪里”的自我追问，并由此构建人类的意义体系。 

在人工智能时代，情感是区分人与机器的核心领域。AI无法替代人类的深层情感体验，如爱的深度、共情的真实性以及意义建构的自主性，而这些正是教育需要坚守和深化的领域。人类必须守护情感的家园，对抗技术对人的异化，超越工具化的存在。 

第三，在审美领域，注重培养学生的美感与审美能力。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技术至上的时代，人类需要诗与远方——这种诗性存在正是人类在技术时代的精神归宿。康德提出的“无功利愉悦”揭示了审美超越实用性的本质，席勒更将审美视为“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审美应当成为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创造美好生活，也感知和享受美好生活。 

审美是提升人性的重要途径，避免人性的坠落与沉沦。美是一种和谐，可以整合人的身心、理性与情感，使人成为完整的人，提升人性的优雅与高贵，守护人类的精神高地。 

在人工智能时代，培养人的美感与审美能力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求，更是守护独特的人性光辉、抵御工具化异化的必然选择，使人免于沦为技术的附庸和效率的工具。 

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智能体，将在许多方面超越人类这个生物智能体。但是人类具有的“人之为人”的认知、情感和审美方面的独特品质，是AI目前所不具备、将来也可能无法完全拥有的。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当更加注重培养人的主体性意识和反思性意识，培养情感、道德与价值观，培养同理心、诚信、感恩与爱的品质，培养想象力、审美力和创造力，培养前瞻性、战略性和批判性思维，保护人的直觉、灵感、顿悟和好奇心。归根到底，教育要使“人之为人”，成为最好的自己，为人的美好生活服务。 

二、重构内容：  人工智能时代，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什么知识是最有价值的？”这是1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切教育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因为它直接关乎教育的目标与方向，决定了教育内容的选择与排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与发展。 

如今，当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重塑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时，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这一经典命题：在AI时代，究竟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回溯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知识的价值排序始终呈现出“钟摆式”的演变特征。在西方古典时代，社会的核心需求是培养具备良好教养、善于言辞、能够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绅士。因此，文法、修辞、演说辩论等知识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内容，教育的核心目标便是通过这些知识的传授，塑造绅士的言谈举止与思维能力。 

在中国古代，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四书”“五经”作为承载儒家思想的核心典籍，被认为是塑造君子品格与治国理政能力的关键载体，蕴含了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其价值地位在数千年间从未动摇。 

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知识的价值排序发生了剧烈转变：数学与科学知识因其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推动技术革新，被推崇为最有价值的知识；而曾经备受重视的人文知识则逐渐式微，甚至被视为“无用之学”。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的教育体系构建——学校教育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教学中，人文课程的比重被大幅压缩。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虽被培养成掌握专业技能的“技术人才”，但其人文素养培育、健全人格塑造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正迈入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知识的价值排序再次迎来“钟摆式”的回归——人文科学有望重新成为时代的“显学”。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需求与深层危机：人文科学可以帮助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避免人被技术所奴役。 

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人类常常被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奴役，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从远古到中世纪，人类被自己所创造的“诸神”所奴役，精神世界被宗教神学所束缚；文艺复兴运动将人从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欧洲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旗帜，提出“理性是一切的尺度”，再次确立了人类的尊严与人之为人的价值。 

近代以降，人类又陷入物质与金钱的奴役之中：人们被房贷捆绑沦为“房奴”；人类发明汽车，却被通勤与消费主义裹挟成了“车奴”；身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今天，人类沉溺其中，忘记了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宗教意义上的“神”袪魅了，“财神”“物神”却悄然登场，占据人们的精神世界。 

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是否会陷入新的奴役困境？无所不能的AI会不会成为新的“技术神”，让人类的主体性与尊严再次被消解？ 

这并非危言耸听。当前，AI技术的发展已经显露出一些令人警惕的迹象：算法推荐构建的“信息茧房”让人们日益封闭在自己的认知舒适区，可能丧失多元思考的能力；AI代写、AI刷题等工具的滥用，正在削弱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精神；数据隐私的泄露与滥用，让个人的生活轨迹与思想动态被技术无孔不入地监控；算法偏见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对特定群体造成歧视。 

这些现象都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藏着风险。而要化解这一风险，避免人类被技术奴役，就必须依靠人文科学的力量，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规范方向、确立边界，守护人类的主体性与尊严。 

人类是科技的创造者，但未必是科技的主人。我们未来要培养的不仅是会使用人工智能的人，还要培养能够驾驭人工智能的人，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人类美好生活服务。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文科学有可能重新成为显学。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as”，其本义便是人性、教养。从本质上来说，人文科学是一切以人和人性为中心的学科，是关注人的身心发展、情感需求、道德伦理、自由意志与生命意义的学科体系，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伦理、体育等诸多领域。这些学科看似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也不能直接推动技术革新，却恰恰是塑造完整人格、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核心力量。 

文学通过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与深刻的情感体验，培养人们的共情能力与审美素养，让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喜怒哀乐，感受人性的复杂与美好；艺术以独特的表达方式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打破思维的僵化，让生活充满诗意与温度；历史通过梳理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与智慧启迪，让我们在时代的变革中保持清醒的认知；哲学引导人们对世界本质、人生意义、价值追求等根本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与理性精神；伦理为人们的行为确立道德边界，引导人们在利益冲突与价值选择中坚守正义与善良；体育则不仅强健体魄，更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竞争精神与团队协作能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即便是数学、科学、工程等传统意义上的“硬核学科”，也需要以人文的方式进行学习与实践。从STEM到STEAM的转变，便是最鲜明的体现——在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的基础上，加入艺术（art）元素，让科技学习不再局限于冰冷的公式与逻辑，而是与审美、创意、人文关怀相结合。 

除了艺术进入科学和技术领域之外，伦理学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数字伦理等新兴人文领域，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最为重要的学科。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努力解决三大核心关系问题：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尽管经过数千年的探索，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决。而人工智能的出现，让“人与技术的关系”成为人类需要面对的第四大核心关系，这一关系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使其成为伦理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数据隐私如何保护？算法公平如何实现？AI创作的版权归属如何界定？自动驾驶面临道德困境时该如何选择？这些全新的问题，都需要伦理学科为其提供价值指引与行为规范。 

和所有技术一样，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不仅取决于它的能力和应用前景，还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这就需要人文科学为人工智能确定规则与边界，指引方向，驾驭人工智能，使之更好地为人类生活服务而不偏离方向。 

爱因斯坦曾说：人类如果没有科学，就像跛子，行将不远；如果没有人文，就像瞎子，会迷失方向。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在人工智能时代，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人类将难以实现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与文明的持续进步；但如果缺乏人文精神的引领，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可能陷入盲目，甚至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 

正确的做法是，对知识、技能、能力、素养进行重新排序，在重视基础学科知识与技能学习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之为人”的核心素养的培养。

 人类是科技的创造者，也理应成为科技的主人。AI时代的到来，既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答案，在今天已经变得清晰：那些能够守护人类主体性、塑造健全人格、引领技术向善、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知识，才是最有价值的知识。而这样的知识，恰恰蕴藏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深度融合之中。 

未来的教育，必须打破人文与科技的壁垒，实现二者的协同共生，培养出既懂技术又有人文情怀、既会使用AI又能驾驭AI的新时代人才。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升级，教育的终极目标始终是培养能够主宰自己命运、创造美好生活、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完整的人。

 所以，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不仅是技术和工具层面的影响，更将深刻改变教育的内容。这让我们重新思考：AI时代，究竟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内容最值得教与学？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内容来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学生？在这个意义上，学什么比怎么学更加重要。

 三、重建方法：  走向人机协同的个性化教与学  

未来AI时代的教育必将采用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自有学校以来，教育教学一直是“教师、学生、课程”三要素之间的对话。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结构将首次演变为“教师、学生、课程、AI”四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对话。技术将逐渐摆脱工具性辅助身份，以“要素”的主体性姿态进入教育教学过程，成为教师的“分身”和学生的“学伴”，从而获得与教师、学生、课程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教与学的范式，推动教学迈向人机协同的个性化新时代，同时也会重塑“教师、学生、课程”三要素的定位及其相互关系。 

第一，从教师的维度来看，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将使教师的角色发生变化。教师的许多工作将外包给AI，AI可以为教学设计、学情分析、命题等提供支持。教师可以借助AI工具构建自己的“数字分身”，这个“分身”能够24小时在线，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学习支持：针对学生的课后疑问进行即时解答，根据学习数据生成个性化错题集与学习方案，甚至可以模拟教师的教学风格，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定制化的预习指导。 

在中小学课堂中，人机协同的“双师型”教学方式将成为现实：AI负责知识的精准传递、学习数据的实时分析与个性化辅导，而人类教师则专注于发挥自身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这种核心价值首先体现在情感联结与人文关怀上。教育的本质是心灵的唤醒，AI可以模拟交流的形式，却无法复制人类教师的共情能力与温度。其次，在价值引领与人格塑造方面，教师的言传身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启发式教育与对特殊需求的响应也是人类教师的核心优势。

 总体来说，AI时代教师角色将重新定义：教师从知识内容的提供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习动机的激发者、成长道路上的陪伴者，由知识劳动者转变为情感劳动者。 

第二，从学生的维度上来说，AI技术的深度融入将使个性化学习从理想变为现实，学习的形态与边界将被重构。在传统教育模式下，学生的学习被严格限制在固定的课堂空间与统一的课时安排中，教师采用统一的教学方式，教授统一的内容，难以兼顾不同学生的学习节奏与接受能力。AI将有可能打破这种时空限制与标准化束缚。 

作为随时在线、不知疲倦的“私人教师”与“智能学伴”，AI能够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数据，精准绘制学习者画像，量身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同时，泛在式学习与即时性学习将成为常态，学生可以利用非正式学习时间，通过AI学习平台进行知识点预习、错题复盘；在课堂学习中遇到疑问时，也能通过AI工具即时查询资料、寻求解答。 

这种全新的学习模式，也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学会与AI深度沟通成为高效学习的关键。AI的响应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提问的深度与清晰度，浅层次、模糊化的提问只能获得表面化的答案，那些具备明确问题意识，能够提出有深度、有针对性问题的学生，才能让AI真正成为拓展自身认知的有力工具。其次，学生必须学会与AI共创，既不拒绝AI的协同，也不完全依赖AI，在人机协同中保持认知独立性，在与AI互动中澄清问题、解决问题。过度依赖AI会导致学生思维能力退化、创造力丧失，因此，学生需要在与AI的互动中学会辨别与筛选信息，澄清模糊认知，自主解决问题，真正实现“人机协同共创”。 

第三，从课程的维度来看，AI有可能推动学校课程体系从“标准化供给”向“个性化学程”转型。传统课程体系以统一的课程标准为核心，所有学生遵循相同的学习进度、学习内容与评价标准。这种模式虽然保障了教育的公平性与规范性，却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AI技术的应用，有可能打破这种统一的标准化流水线，让不同学生拥有适合自己的“跑道”和适配的学习路径与节奏，使“一人一课表”的“个性化学程”成为可能。借助自适应学习系统，AI能够实时追踪每个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包括学习进度、知识掌握程度、学习方式偏好、思维特点等，在此基础上为学生量身定制专属的学习路径。课程不再是标准化“跑道”，而是能够根据学生个体情况动态调整的“自适应赛道”。

 课程的选择性、丰富性、包容性将成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学校应开发丰富的分层、分类、综合、特需课程；在课程形态上，开发跨学科课程、项目式学习、主题探究课程等，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解决复杂问题。

 同时，课程的包容性显著增强，以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无论是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还是存在学习困难的学生，都能在个性化课程体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发展空间，真正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

 AI作为一种要素进入教学过程，绝不是对原有教学形式的简单优化与增强，也不仅是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提供工具意义上的赋能，而是从结构上改变教与学的样态。可以预见，以班级授课为主的组织形式，以讲授法为主的教学方式，以标准化测验为主的评估方式，将逐步被AI颠覆和瓦解。教学势必将从统一性的“教”走向个性化的“学”，在人机协同的加持下，从“教”的逻辑转变为“学”的逻辑，重新建构教与学的方式方法，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作者：汪正贵，山东省青岛中学、青岛金家岭学校书记，新学校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