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的代际传递：家庭资本对高考志愿填报的影响

（二）信息获取度上农村学生有较强的动机，城市学生有实际的优势

父母往往依据自己的社会经验来影响子女发展的方向，高考志愿选择则是比较典型的方式。通过分析家庭资本的不同对学生了解学校和专业的差异性发现，家庭资本对学生信息获取存在显著影响。

1.城市学生的信息获取度优于农村学生

通过对家庭社会资本与学生了解学校和专业的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家庭所在地是解释大学和专业信息获取度上存在差异的主要影响变量（p＜0.05），城市学生对大学和专业的了解程度是农村学生的2.02倍和1.79倍，表明城市学生对大学及专业相关信息获得程度要高于农村学生；在专业的信息获取度上，母亲的职业因素存在显著影响（p＜0.05），但呈现负向相关，可能是因为母亲职业是非管理技术岗位相对于管理技术岗位对子女大学和专业的了解上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其信息获取度相对高一些。

2.父母的文化程度与信息关注度呈负相关

通过家庭文化资本与学生对大学和专业的关注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父亲文化程度是解释专业信息关注度差异的主要影响变量（p＜0.05），在专业信息关注度上母亲的文化程度也存在显著影响（p＜0.05）。结合回归系数，在文化资本的影响路径上，父母亲的文化程度越低，其信息关注度相反越高，这有悖于现有的研究，为了解释以上差异，本研究进行了深入访谈，发现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教育选择的危机感。文化程度不同，父母对子女教育选择上的危机感不同，父母文化程度越低，对子女教育选择上的危机感越强，在获取大学和专业信息上的动机也就越强。特别是母亲的职业特征为非管理技术岗位多为陪读或者待业，危机感会促使她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子女获得尽可能充分的有关专业选择的信息。二是时间和精力的挤占效应。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往往社会参与度越高，其能够投入在子女教育上的时间和精力受到影响。三是选择的多样性与局限。约翰·罗尔斯认为公平的首要原则是平等自由的选择原则，很显然父母文化程度低，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占有的社会资源少，限制了其作出自由选择的可能性；父母文化程度低，高考在其子女向上社会流动中所占的权重很高，甚至容易成为向上社会流动的唯一途径，为此父母投入信息获取上的时间和精力也就足够多。

以上结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分层的客观存在，父母的文化程度越低其信息关注度反而越高，但是子女志愿选择上仍然相对保守，说明其持有的信息有效程度较低，或者持有的信息优势很难释放出来；另一方面，父母的文化程度低，其知识结构和教育理念上很容易有所欠缺，存在时间精力投入与选择结果之间不成正相关的现象，也进一步反映出在家庭资本的影响下，高考志愿填报无形中起到了对现有社会分层结构的维系作用。

（三）学校选择上农村学生看重社会声誉，城市学生看重物质条件

本文将高中毕业生在学校选择上的取向分为综合排名、社会声誉、学术氛围和食宿环境四个变量。从分析的结果来看，学生在选择学校时首先考虑的是综合排名，其次是社会声誉和学术氛围，食宿环境在学校选择上的影响较小，也就是说学生在选择大学时存在“路径依赖”，一直以来形成的“学校主导”的志愿选择模式对考生的选择依然存在潜在影响。

对每个变量的差异性分析发现：在综合排名上，仅家庭所在地存在显著差异（p＜0.05），相比农村学生，城市学生更看重大学排名。从客观上讲，大学的综合排名针对大学在数据、报告、成就、声望等方面进行数量化评鉴，是我国大学社会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学生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大学的综合排名。在社会声誉上，家庭所在地和父母职业对学生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p＜0.05），来自农村的学生更看重大学的社会声誉。因为社会声誉是公众认可比较一致的大学整体印象和评价，相比大学排名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和积累性，农村学生对此更敏感，容易成为选择依据，也容易在周围群体中展示满足感和荣誉感。在食宿环境上，家庭所在地和父母的职业对学生选择存在显著差异（p＜0.05），相比较而言，城市学生、父母职业为管理技术岗位的学生更看重大学的食宿环境，体现了城市学生对教育环境特别是物质环境的要求要高于农村学生。在学术氛围上，家庭资本对学生的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是因为学术氛围具有较强的体验性，单纯的客观数据分析无法进行评价，公众对此也缺乏关注度，因而并没有在学生选择上产生显著差异。

（四）专业选择上农村学生看重就业前景，城市学生看重发展空间

本文将高中毕业生在专业选择上的取向分为专业发展前景、专业就业前景、专业在大学的地位三个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在选择专业时首先考虑的是专业发展前景，其次才是专业就业前景、专业在大学的地位。家庭资本上的差异没有在专业发展前景的选择上产生显著影响，而在考虑专业就业前景和专业在大学中的地位时体现出差异，由于家庭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影响差异趋同，故而合并分析如下。

在专业就业前景和专业在大学的地位上，仅家庭所在地以及父母文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p<0.05）。农村学生更看重专业就业前景，更倾向于选择就业前景好的专业以获得择业上的优势，实现预期收益，具有较强的务实性。而城市学生和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学生，他们的兴趣则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尊重，专业就业前景在学生进行选择时比重要明显低于农村学生；城市学生、父母文化程度较高者更看重专业在大学的地位与空间，说明家庭资本存在优势者其认知能够紧跟高等教育发展的导向，专业以及学科优势是一所大学特色的体现，能够给予学生更好的发展平台，更能在政策允许的空间内占据先机，依然体现的是社会分层的代际传递。

四、阻断社会分层通过高考代际传递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家庭社会资本作为学生选择的经济基础，文化资本作为选择的参考依据，使现有社会分层下的资源、信息等占有的不公平继续延续至教育领域，学生在高考志愿填报中信息获取的程度、选择依据以及选择方向等都被深深打上了社会阶层的烙印。这充分说明了高考悖论客观存在：一方面高考可以改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结构；另一方面高考又使家庭资本所代表的社会分层结构直接影响了子女在志愿填报中的选择，“父母传递给他们孩子的分层体系中的地位与他们自己的有实质性的相似”。因此，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尽可能阻断社会分层的代际传递，改变“悖论”赖以存在的现实条件。

（一）政府的根本动力

社会分层代际传递的存在，归根结底在于社会分层的存在，而改变社会分层的根本动力在于政府，阻断教育在社会分层上的代际传递也应坚持政府主导，制度的安排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是阻断教育代际传递的主要途径。

一是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是保障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义务教育阶段要促进教育的高位均衡发展，着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重点关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资源倾斜力度，保障农村学生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高中阶段的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但是其性质依然属于准公共产品，政府要承担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责任，合理调整学校的规模和布局，保证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供给，从制度和政府偏好的视角寻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路径，统筹发展城乡基础教育。

二是提高家庭资本的总体水平。研究显示，家庭所在地和父母文化程度对学生选择学校及专业的影响较大。因此建议政府在改善社会分层的过程中首先要提高农村家庭的资本水平，保障农村学生有公平的教育选择机会。一方面，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因为家庭预算收入水平制约着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也反映了家庭的资本水平，建立相应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农村家庭的资本存量。其次，要改善社会分配制度，完善福利政策，使社会分层分化水平降低才是解决社会分层的根本策略，根据瑞典、荷兰等国家的经验，长期福利政策对于降低社会分层和教育分层是具有明显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