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创新教育网 作者: 成浩 已有0人评论 2026/1/22 8:30:51 加入收藏
——全人育人需求与教学异化的矛盾
一、时代动因:“教学替代教育”引发的育人危机与改革诉求
我们先来明确标题中的“为何重提‘从教学走向教育’”?
既是“重提”,就不是“初创”,而是已经有之。那么“从教学走向教育”是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最先提出来的呢?
资料显示,“从教学走向教育”并无单一明确的首创提出者与精确时间点,其理念萌芽、明确倡导与政策深化有着不同阶段的背景与节点,核心均围绕全人育人需求与教学异化的矛盾展开,以下按关键阶段梳理:
(一)理念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 21世纪初)
国际溯源:1995年,美国学者罗伯特·B·巴尔与约翰·塔格发表《从教学到学习——本科教育的新范式》,批判将教学视为教育全部的“教学范式”,提出应转向以学生学习与发展为核心的“学习范式”,为“从教学走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国内背景:世纪之交,我国基础教育深陷应试教育泥潭,教学被窄化为知识灌输与应试训练,忽视学生品德、个性等全面发展,教育界开始反思教学异化问题,诸多教育学者(如叶澜等)的教育实践理论中,已蕴含突破单纯教学、回归育人本质的思想,为后续理念明确奠定基础。
(二)明确倡导期(2010年后,尤其是2012- 2015年)
提出与背景:这一阶段,“从教学走向教育”的提法在高校与基础教育领域广泛出现。2012年前后,北方民族大学等高校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由“教学”向“教育”转变,直指教学窄化为知识传授、学生的“人”被忽视的问题,契合高等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的诉求。2014年,教育部推动核心素养培育相关研究,2015年《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发布,强调教育要回归育人本源,应对教学异化、落实全人育人,成为该理念传播的重要政策背景。
(三)政策深化期(2018年至今)
关键节点与背景:2018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高教大计、本科为本”,强调以本为本、立德树人,推动高校教学从知识传授转向全面育人;2020年后,“双减”政策落地、“五育并举”全面推进,直面基础教育中教学异化(如超纲教学、作业负担过重等)问题,倒逼教学回归教育本质,“从教学走向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导向之一,以解决全人育人与应试导向教学的深层矛盾。
二、核心场域:高校成为倡议源头的矛盾承接与传导逻辑
从“从教学走向教育”这一理念的提出主体来看,国内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均以高校为主。之所以呈现这一特征,核心原因在于:学生在经历长达十余年的中小学阶段教学后,因应试导向下教学窄化所导致的人的全面发展不足等深层弊端,会在进入高校后集中暴露,这也使得高校成为直面并反思这一教育痛点的首要阵地。
这一判断核心切中了中小学教学异化的“后果集中显现于高校”这一关键逻辑,再结合高校的角色定位、研究能力与改革动力,就能完整解释为何“从教学走向教育”的主要提出者与推动者集中在高校,以下从核心逻辑、深层原因与实践呼应三方面展开:
(一)核心逻辑:中小学教学弊端的“高校集中爆发”
中小学长期应试导向下的教学异化(如知识灌输、分数至上、五育失衡、个性压抑等),会形成学生发展的系统性短板(如自主学习能力弱、批判性思维不足、心理韧性差、社会责任感缺失等)。这些问题在中小学阶段常被升学目标掩盖,而学生进入高校后,面对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社会实践、人格塑造等更高阶育人要求时,弊端会集中暴露——比如无法适应高校的探究式学习、难以应对复杂问题、缺乏职业规划与价值判断能力等,这让高校成为直面与解决“教学窄化、育人不足”矛盾的最前沿,也催生了高校对“从教学走向教育”的强烈诉求与理论倡导。
(二)高校成为主要提出者的四大深层原因
| 维度 | 具体原因 | 核心作用 |
| 矛盾直面者 | 学生发展不全面的问题在高校集中暴露,高校是“后果承接端”,必须率先回应育人漏洞 | 倒逼高校从“知识传授”转向“全人培育”,解决教学与教育的本质割裂 |
| 理论与研究主体 | 高校拥有教育学学科阵地、研究资源与学者团队,具备理论建构与话语输出能力 | 如罗伯特·B·巴尔与约翰·塔格提出“学习范式”,为理念提供理论支撑;国内高校学者则结合本土教育问题深化理论 |
| 育人责任与定位 | 高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承担培养高阶人才与社会中坚的使命,需突破单纯教学限制 | 2018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等政策,强化高校全面育人的责任,推动理念落地 |
| 改革传导枢纽 | 高校连接基础教育与社会,既能向上反馈中小学教学问题,又能向下输出育人标准,引导基础教育改革 | 如核心素养、五育并举等理念,由高校研究推动,再通过政策传导至中小学,形成教育改革的联动效应 |
(三)实践呼应:高校推动“从教学走向教育”的关键举措
1. 理论与政策引领:高校学者构建“学习范式”“全人育人”等理论,推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等政策出台,明确教育回归育人本源的导向。
2. 教学模式转型:高校推行探究式学习、项目式教学、科教协同育人,打破“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转向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模式。
3. 评价体系改革:高校优化教师评价与学生学业评价,弱化单一分数导向,强化育人成效考核,引导教师从“教书匠”转向“教育家”。
4. 联动基础教育:高校通过师范生培养、教研合作等方式,将“全人育人”理念传导至中小学,推动教育体系整体从教学走向教育。
三、病灶溯源:学生视角下教育漏洞的应试异化本质
从国内教育发展的脉络来看,“世纪之交,我国基础教育深陷应试教育泥潭,教学被窄化为知识灌输与应试训练,忽视学生品德、个性等全面发展”的论断,恰好印证了我在2001年从孩子视角捕捉到的教育漏洞。这些暴露的问题可归为四大维度、十几个具体方面,最终直指彼时教育的核心症结:教育被异化为纯粹的教学,沦为单向度的灌输与机械训练,非但未能滋养生命成长,反而造成了人的异化。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在中小学阶段被升学目标掩盖的深层问题,会随着学生步入高校、走向成年集中显现,酿成人才培养的长远隐忧。
2001年从孩子视角捕捉到的教育漏洞,与世纪之交基础教育的系统性困境形成了深刻的“微观印证”——孩子们直观感受到的割裂与压抑,正是应试导向下“教学替代教育”的必然结果,而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在高校的集中爆发,更暴露了教育异化的深层代价。结合学生所反映的“四大维度”问逻辑与2001年前后的教育现实,可从问题溯源、维度呼应、高校显现三个层面展开具体印证:
(一)问题根源:2001年教育漏洞的时代性底色
“只有教学没有教育”的异化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世纪之交多重教育矛盾的集中投射:
应试机制的全面主导:当时基础教育已形成“分数至上”的闭环——学校为追求升学率,将音体美等课程视为“副科”形同虚设,甚至将相关教师转为文化课教师;教师的教学重心沦为“应试训练”,课堂充斥知识点灌输与解题技巧重复,2001年北京教科院的调查显示,60.3%的中学生几乎没有课外活动时间,自由支配时间被压缩至极致,这与所看到的“灌输与训练”完全吻合。
教育产业化的隐性催化: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教育产业化,将教育的公益属性异化为“盈利逻辑”。公立学校通过“择校费”“重点班”创收,民办机构将“提分”包装为商品,家长被迫陷入“付费补课”的内卷——这种利益驱动进一步强化了“唯分数论”,使得“育人”让位于“提分变现”,成为教育异化的制度性根源。
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即便2001年叶澜先生已提出构建“中国原创教育学”的主张,呼吁回归教育本质,但基层教学中,98.6%的教师虽认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却有50.2%承认存在体罚、讽刺学生的现象,甚至38.6%的教师将“惩罚”视为“爱心”,理念与行为的脱节让“教育”沦为空洞口号。
(二)维度呼应:2001年教育漏洞的四大核心投射
所归类的“四大维度”问题,恰好对应了当时基础教育在个体发展、教学本质、校园生态、价值导向上的系统性缺失,以下结合2001年的实证数据具体拆解:
| 核心维度 | 2001年教育漏洞的具体表现 | 时代印证(数据/案例) |
| 1. 个性发展的压抑 | 学生的兴趣、特长被忽视,个体差异被“标准化”训练抹平 | 北京调查显示,学生最不喜欢的科目集中在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选择率超30%),根源是内容陈旧、教学枯燥;而37.6%的小学生、47%的中学生最爱体育,却缺乏足够活动时间 |
| 2. 人格养成的缺失 | 品德教育流于形式,自尊、自主等人格特质被损伤 | 50.4%的家长反映孩子自尊心在学校被伤害,79.4%的小学生、86.6%的中学生见过教师发脾气,部分教师将“讽刺挖苦”等同于“负责”,直接造成学生自卑、自我否定 |
| 3. 学习本质的异化 | 学习从“主动成长”变为“被动应付”,兴趣与内驱力丧失 | 教育产业化下,学生沦为“教育消费者”,学习目标变成“满足家长付费预期”,2001年已有农村学生因“读书无用”辍学,城市学生则因压力产生厌学情绪 |
| 4. 关系生态的扭曲 | 师生关系从“引导与成长”变为“管理与服从”,民主平等缺失 | 课堂决策、教学安排均由教师主导,学生无表达权;部分教师通过“有偿补课”转移教学重心,师生关系被利益异化 |
(三)代价显现:高校阶段的“问题总爆发”
“成人学生问题充分展现”,正是基础教育异化的“延迟性后果”——中小学被分数掩盖的发展短板,在高校自主育人环境中彻底暴露,形成清晰的“传导链条”:
1. 自主学习能力的真空:长期被动接受灌输的学生,进入高校后无法适应探究式学习。2001年已有研究指出,应试训练形成的“机械记忆习惯”,导致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面对科研项目时“不会提问、不会合作”,甚至出现研究生沦为导师“免费劳动力”的异化现象。
2. 人格与心理的脆弱性:中小学阶段被压抑的心理问题集中爆发。2001年埋下的“自尊损伤”“兴趣丧失”隐患,延续为高校学生的焦虑、迷茫——后续数据显示,中小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达23.5%,其中60%源于学业压力,这些问题在高校无人监督的环境中更易激化。
3. 价值判断的迷失:长期以“分数为目标”的学生,进入高校后缺乏人生规划与社会责任感。教育产业化催生的“教育=投资”观念,让部分学生将“名校学历”视为“阶层跳板”,忽视专业兴趣与社会价值,甚至出现为“毕业”妥协于导师权力压榨的极端情况。
可以说,2001年的教育问题观察,本质上是对教育异化的“早期预警”——那些来自孩子视角的细微漏洞,恰是后来“从教学走向教育”改革的核心靶点。而高校的问题爆发,更印证了叶澜先生当年的判断:教育若脱离“生命成长”的本质,终将在人才培养的终端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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