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贯之道”与心身秩序建构

　　按照叶适的观点，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并未自言其为“忠恕”，只不过是曾子“自转为忠恕”，而又“未经孔子是正”，所以是“不可便以为准”的。他认为正因为曾子仅“唯之”而又自以为“忠恕”，所以才使孔子一贯之道终于大迷：“世谓孔子语曾子一贯，曾子唯之，不复重问，以为心悟神领，不在口耳。呜呼，岂有是哉!一贯之指，因子贡而粗明，因曾子而大迷。”②所谓“因子贡而粗明”，是指《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对子贡所说“予一以贯之”，与《里仁》对曾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依叶适之见，其内涵所指显然不应为二。就孔子对子贡所说来看，“予一以贯之”显与“忠恕”无甚关联，而是以“学”为论，故曰：“‘一’以为‘学’，古圣人未之及也，而独见于孔子。曾子徒唯，而子贡疑之。孟子自以为无所不悟，然渐失孔子之意。”③“子贡疑之”而使孔子“一贯之道”得以“粗明”，曾子“徒唯”，自以为“悟”而代之以“忠恕”，实则虽“唯”而未尝悟也：“故余以为一贯之语，虽唯而不悟也。”④按叶适的考察，曾子在孔门弟子当中，就其“资质”而论，实在也只算是平平；就其为学大旨而论，则以容貌辞气之行为敛束为主，而“于大道多所遗略”，因此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格”来独得孔子的“一贯之道”：

　　孔子没，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按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晩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没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按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⑤

　　叶适之意到此已经非常清楚：他是坚决否定理学运动过程中渐次明晰并由朱熹所论定而成为理学之“共识”的“道统说”的。如若“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那么“道统说”的流行观点即不能圆成其说，而由朱熹所论定的“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的统绪即无由建立而不攻自破⑥。但就本文的论旨而言，我们在这里无意论述理学“道统”问题，而只关心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孔子“一贯之道”的问题。

　　从叶适关于孔子一贯之旨“因子贡而粗明”之说可见，他是左袒子贡而以“学”为孔子一贯之旨的大抵指向的。孔子之“好学”、“博学”、“多学”，不仅为众所周知，且确为孔子所亲自承认，以至于不仅如“达巷党人”、如“太宰”等皆以此视孔子，而且孔门弟子如子夏也以“博学而笃志”为倡导，如子贡则直以孔子为“多学而识之者”。或正因如此，孔子遂不仅公开宣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而且多次与其门弟子讨论“一以贯之”的问题。孔子质询子贡“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子贡答曰“然”，即表明子贡确乎视孔子为“多学而识之者”，然孔子明确对此加以否定：“非也”，继而说：“予一以贯之。”然则所谓“一以贯之”者，非指“多学而识之”，则是明白无误、十分清楚的。换言之，“学”虽然在孔子那里是极为重要、十分显著的一种品质或特征，但“学”必以“一”为指向，因此“学”本身并非其“一以贯之”之“一”。就此而论，则叶适所谓孔子一贯之旨“因子贡而粗明”，恐未必为事实。

　　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其语境似与对子贡所说略有不同。在这里，孔子是明确以“吾道”为论，并且明指“吾道”是“一以贯之”的，其语意落实的重点并不是“一”而是“道”，是强调了“吾道”本身的“一以贯之”。曾子“曰唯”，的确表明曾子对此“一以贯之”之“道”有其心领神会。而孔子未再加质询，则表明孔子对曾子之“唯”甚为放心，体现了对曾子之“领悟”的充分信任。就此而言，虽以“忠恕”二字为“夫子之道”是曾子所下“转语”，“未经孔子是正”，实质上当然只能代表曾子对“吾道一以贯之”的理解，但《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之“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足见孔子对“恕”的重视。虽孔子本人未尝“忠恕”连言，然就孔子学说的内在结构而言，“恕”必基于“忠”，故言“忠”则“恕”在焉；“忠”必形于“恕”，故言“恕”则“忠”在焉。曾子“一贯”之说，虽当时未经孔子是正，而子贡之问，则经孔子是正矣，故以“忠恕”为孔子“一贯之道”，仍有来自《论语》文本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