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贯之道”与心身秩序建构

　　《尚书·大禹谟》的“允执厥中”与《论语》的“允执其中”，给我们清楚地提示了孔子与三代圣人之道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在历史传承上的一贯性，他成了一个“历史的现实体现者”。“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这一通过历史的纵向维度所展示出来的“一贯之道”，在孔子那里，乃是基于其历史意识的自觉、三代制度质文损益之变的洞彻通达、夏周制度“近人而忠焉”之人道价值的充分领悟与确认而清楚明白地揭示出来的。孔子宣称“吾从周”，既是对周“礼”所体现的以“近人而忠焉”为根本价值目的取向的肯认与抉择，更是对“允执其中”这一实现制度转换之根本原则的肯认与抉择。“中”即道即性，即天道即人道，即先天即后天，是把现实的平凡人生与神圣的生命境界相互联结的本质原点。正因此故，当孔子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之下开始建构其思想体系的时候，“吾从周”的价值抉择既成为其思想所汇聚的核心，“允执其中”的中道原则更是“弥漫性地”渗透于其思想的各个方面，孔子因此而成为一个“现实的历史体现者”。正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价值与实践的统一，使孔子思想呈现出了结构上的完整性及其价值目的指向的一贯性。

　　三、“一贯之道”之转换为心身秩序

　　孔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谓“礼崩乐坏”，实际指向西周礼乐文明制度的解体，并由此而导致社会公共生活秩序，包括政治秩序、人伦秩序、价值秩序的整体崩塌。就政治秩序而言，不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就人伦秩序而言，不是君如“元首”，臣如“股肱”，君臣相与如一体，而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弑君弑父之事时有发生；就价值秩序而言，不是以义为先，以义为利的前提与制衡，而是动辄以对“土地”、“人民”的争夺为目的，敝弃仁义，战争频仍。基于先代制度的博征稽考与心体行履，孔子确认以西周为典范的“礼乐文明”制度，其“近人而忠焉”的价值取向是合乎人道生存的本原性目的的。“人群”既然是现实个体被给定的基本生存境域，那么“人群”的秩序建构就是必要的，因为正是良好的人群秩序为个体生存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基本场域。因此在孔子看来，随着“礼崩乐坏”所导致的王道政治的解体以及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倾覆，实质上所导致的乃是文明的衰退与人道价值的失落，他对此表示了巨大的哀伤：“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礼记·礼运》)然孔子实在只是一个孤独的行者。“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尚书·中庸》)，他不可能凭借个人的力量去重新建构起社会公共生活的整体秩序。一方面是他对于以西周礼乐为典范的制度文明及其所体现的人道价值的抱持坚执，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上的“礼崩乐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道价值的灭裂，这是孔子所遭遇的现实困境。所谓孔子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种历史交汇与价值错乱的时代现实之中才得以体现其全部的深刻意义的。而历史质文损益之变的洞达以及“吾从周”的价值抉择，一方面使孔子获得了关于社会与个体生活之“应当”状态的洞见，从而建立起他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基点，为社会朝向其“应当”状态的接近确立了价值指针，另一方面则使他把秩序重建的关注点充分转移到了社会个体，从而为个体生活之“应当”状态的实现确立了完整的行动指针。

　　西周社会所体现的以“近人而忠焉”为特征的人道价值取向，是通过“礼”的制度建设来实现的。“礼”既是制度文明，也是人群之公共生活的行为规范与交往规范。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社会或“人群”只是个体的群集，社会的整体状态实际上是由个体来决定的。就个体生活的实际状况而言，其行为的外观实质上是其内在心灵状态的表象性呈现。正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礼记》也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祭义》)“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正因诚于中必形于外，行为的外观是以内在的心灵状态为根据的，因此要使“礼”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整体秩序而呈现出来，最为切中本原的方式，便是要基于个体生命之内外心身的统一性而建立起完整的心身秩序。